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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两大巴车相撞】

代古拉K與部分產品網紅流量神話背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趙一葦 文/劉文奇

刷量潛規則在以流量數據為導向的評價體系中,衡量網紅商業價值的指標就是播放量、粉絲量、活躍度等幾個核心數據。為了取得更漂亮的數據成績,專業提供流量數據造假的刷量公司應需而生。

從短視頻平臺的崛起到網紅產業鏈的成熟,圍繞“網紅流量”的變現嘗試從未間斷。在網紅人數與粉絲規模持續雙增長的加持下,網紅經濟市場規模以及變現能力也不斷增強。如何權衡好各方利益,促進行業生態的良性發展,這是短視頻平臺、MCN機構和網紅們需要共同思考的問題。

與此同時,平臺對刷量的容忍度也越來越低。7月19日,抖音官方宣佈,對嚴重刷量的“賓利哥”“超模大寶”等1621個賬號予以永久封禁處理;對存在刷量行為的“戀與白侍從”“智仁”等601個賬號予以封禁30天、下架所有視頻處理。這是抖音平臺上線近三年來,第一次針對刷量視頻賬號的正式處罰。

陳森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多個文件中顯示,野生達人和多家中小MCN機構存在“帶票價”和“不帶票價”兩套價格體系,“不帶票價”大多針對中小商家。如果客戶選擇“不帶票價”,可以節省一成左右的廣告費用。此後,交易雙方並不通過公司走賬,而是私下協商,採用現金交易。

7月29日晚間,小紅書APP陸續從各大應用商店下架,下架原因尚未公開,下架期限也未知。不過,外界普遍猜測其下架是因為內容違規所致,或面臨“無限期下架”。此前,小紅書已因“煙草軟文”“保健品”“無證黑醫美”等內容進行多次整改,有業內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小紅書此次下架或因涉黃。

演藝圈整治“陰陽合同”的影響迅速傳導到各個行業,網紅行業也不例外。

類似“代古拉K”這樣由公司一手打造推紅的達人,在業內被稱作“自孵化達人”。通常在素人時期就簽約MCN機構,機構根據素人的特長或特點確定角色類型和個人風格,其內容策劃、賬號運營均由機構全權負責。這種“從0到1”的自孵化模式對MCN機構的全流程運營能力要求較高,另一種門檻較低的模式則是機構直接簽約已有一定粉絲量級的野生達人,在達人的既有基礎上加以培養或提供商業化服務即可。

在小紅書主頁搜索“網紅酒店”,可以看到多篇以性感照片為封面的酒店“種草”筆記,照片中的女子許多僅穿著泳衣或內衣,在床上或泳池裡擺著凸顯身材的姿勢,有的筆記內容只有寥寥幾行字,卻放滿各種個人性感照,明明標註了酒店名稱和價格,評論區卻依然有許多留言問:“多少錢一晚?”有業內人士透露,這類筆記是小紅書上典型的軟色情內容,具有明顯的涉黃嫌疑。

此外,小紅書上以“測評”“種草”為名義的推廣軟文眾多,三無產品泛濫,且刷量問題嚴重。小紅書在7月17日發佈的反作弊報告稱,平臺“平均每天清理刷量筆記4285篇,其中除機器刷量外,每天有920篇人工刷量筆記被清理”。這也從側面證實了小紅書筆記刷量情況的嚴重。

在利潤的驅動下虛假流量已進入整個互聯網的肌理

不可否認的是,網紅機構化趨勢正日益顯著。根據《2018中國網紅經濟發展洞察報告》數據,2018年,中國頭部網紅簽約MCN機構的占比已達93%,這意味著網紅與MCN機構的共生關係逐漸強化,職業化網紅越來越多,圍繞網紅工廠的產業鏈仍有發展空間。

陳森介紹,從短視頻平臺直接導向成交的實際轉化率很低,網紅的帶貨率不穩定,自然流量的轉化率更是少之又少。“當你從看到產生興趣,再到下單,這對視頻內容要求極高。”

“不同刷量公司的服務水平參差不齊,有的通過評論就能一眼看出是刷的,都是很不走心的套話。”陳森透露,如果一個新賬號刷量,通常表現為前幾個視頻的數據量奇高,評論卻很少,且過幾個視頻之後所有數據都有大幅下跌。“除了專業的刷量公司,一些MCN機構還建有內部互助群,諸如幾百幾千的小規模數據量,通過內部的互贊、互粉就可以完成。”

“我們壓根兒不去琢磨怎麼拿補貼的事兒,就我們現在能拿到的全網補貼,能養活一兩個員工都夠嗆。”一家全網粉絲量過億的MCN機構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直言,“毫無疑問,內容黑產泛濫必定會將市場競爭推入‘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中。”

發於2019.8.12總第911期《中國新聞周刊》

“現在即使是一個中小型達人和一個小商家合作,也是會依規定開發票的,野生達人也會找公司代開票,否則無法合作。”陳森認為,網紅行業正在向規範化發展,“一方面,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已經上線了專門的商業化營銷平臺,督促達人和客戶規範合作;另一方面,隨著網紅的廣告報價水漲船高,廣告主也更加註重資金安全,會堅持走對公賬戶。”

“在抖音平臺上,粉、贊、評都能刷出來。”卡思數據母公司火星文化CEO李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刷量業務分為機器刷和人工刷兩種,機器刷為手機工場,通過程序控製成千上萬台手機完成各種點贊、評論、加粉行為,速度快、價格低,但容易被平臺發現,有封號危險;另一種人工刷是通過真人水軍團隊操作,價格高數十倍,但平臺難以察覺,基本沒有封號風險。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29期

“短視頻行業中的抄襲情況非常普遍。”洋蔥集團聯合創始人聶陽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版權糾紛中,普遍存在著作者“舉證難”的問題,“一方面,內容原創者很難在每一次內容創作過程中都留存足夠的物理證據來證明內容的原創;另一方面,即使有人從ID、文案、拍攝、剪輯全方位地抄襲你,如果他將抄襲內容分段嵌在他的長視頻中,你也很難判定他是抄襲。”

一則60秒的短視頻,叫價100萬元;一場2小時的直播,帶貨2.67億元。這是最近一年裡,站在金字塔尖的網紅創造出的商業神話。

以熱度最高的美妝類為例,抖音上的一位擁有800萬粉絲的知名美妝達人,一則推廣視頻報價15萬元,其抖音櫥窗中有5款商品,賣得最好的是一款單價39元的口紅,月銷量超6000件,但其餘四款商品的月銷量均在300件徘徊。

“代古拉K”本名代佳莉,原是一名普通的理工科女生,因喜歡跳舞,就在空餘時和要好的小姐妹自發組了三人小舞團,偶爾在網絡上發佈一些練舞視頻。大二這年,代佳莉被一家短視頻內容機構洋蔥集團的星探挖掘,簽約成為旗下達人。在正式出道前,公司為代佳莉拍攝了近百條視頻摸索風格,最終定位“笑容最美的舞蹈達人”,在抖音一舉走紅。

除了單方面的臨時加價,早前的網紅圈裡“假髮票”“陰陽合同”“只收現金”等偷稅做法也非常普遍。

另一方面,對於粉絲在百萬以上的野生達人,也有MCN機構以“保底合同”的形式爭奪簽約,達人的收入則是保底+廣告分成的結構。“粉絲數量達到500萬量級的野生達人,保底可能給到500萬、甚至1000萬以上。”李浩透露,也是由於大體量野生達人的簽約成本過高,如今MCN機構大多會從100萬粉絲量之內的野生達人中篩選簽約。“能夠在野生狀態達到幾十萬量級,說明達人的內容基礎較好,MCN機構繼續培養的成本和風險也較低。”

針對短視頻是否適用於著作權法的質疑,北京市互聯網法院回應稱,視頻的長短與創作性的判斷沒有必然聯繫。視頻越短,其創作難度越高,具備創作性的可能性也越大。要判斷短視頻是否符合作品的構成要件,還需結合短視頻的類型和內容綜合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一條圍繞網紅流量池的產業鏈正在迅速膨脹。以網紅在短視頻平臺的廣告變現手段為例,在廣告主走向消費者的鏈條上,明面上嵌有品牌代理商、廣告供應商、MCN(多頻道網絡)機構、紅人、分發平臺等環節,暗中還藏有刷量公司、洗稿公司等黑色產業。在以流量數據為導向的利益體系下,每個角色都能在網紅流量營銷的食物鏈上分得一杯羹。

“從大機構的角度來講,刷量是個得不償失的事情。”大禹網絡聯合創始人李永安表示,頭部MCN機構的合作廣告主通常是大品牌,需要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刷量會損害信任,也會幹擾機構對賬號的分析管理。

這位1996年出生的小姑娘憑藉標誌性的笑容和“抖裙舞”視頻,成為第一批爆紅的抖音達人。她的舞蹈短視頻大多在30秒以內,看似即興,實際上是一個負責整套內容運作流程的專業團隊的成果。

值得註意的是,不同於中小MCN機構對刷量公司的依賴性,頭部MCN機構則對刷單賬號唯恐避之不及。

大V養成計劃從一個普通的大學女生,到坐擁千萬粉絲的網紅,“代古拉K”只用了一個月。

抄襲成風一則15秒的短視頻,有沒有版權?在發展迅速的短視頻內容領域,版權意識仍然十分落後。以原創內容為核心生產力的達人和機構深受抄襲之害,又面臨維權舉證難的困境。由於以數據為導向,平臺原意花在鼓勵原創的內容補貼,並沒有真正流向原創內容方。

“當平臺以作品的數量和流量作為評價標準,能剽竊、會刷量的內容黑產就成了平臺算法下的‘優質內容創作者’。”一位頭部MCN機構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真正的優質視頻內容創作者不可能實現日更,而一些賬號可以在一天之內剽竊十個原創視頻,只需掐頭去尾,除去水印,就能“為我所用”了。“這些賬號的提現頻率很高,如果被髮現剽竊,大不了重新註冊個號接著乾,違規成本極低。”

“從內容策划到賬號運營,全部由公司負責。”洋蔥集團聯合創始人聶陽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代古拉K’絕對不是舞蹈跳得最專業的,也不是舞蹈達人裡面長得最漂亮的,她最具特色的記憶點是笑容在舞蹈中的感染力,公司就是抓住了這一點。”

霍泥芳認為,刷單意味著額外的成本投入,也不能直接決定客戶的下一次購買,機構和達人都缺乏刷單的利益動機。

當前,接廣告、直播打賞、鏈接電商依然是網紅商業化的三大主要路徑。以接廣告為例,初期業內的分成共識以三七、二八為主。“從內容運營到商業化對接,資源性MCN機構承擔了大部分工作,因此也是機構拿大頭。”聶陽德表示,隨著MCN機構競爭加劇,一些只做商業化對接的機構開始主動五五分成,從別家機構挖人。“甚至有的機構只拿一成,只為賺個中介費。”

在以內容取勝的短視頻領域,如果說抄襲原創內容的人尚在明處容易被察覺,那麼專業剽竊原創騙取平臺補貼的內容生產方則是躲在暗處悶聲發大財,他們瞄準的是各大平臺的巨額內容補貼。兩年間,各大平臺紛紛對內容創作者砸下重金補貼:騰訊宣佈投入100億元服務圖文資訊和短視頻的創作者,百家號宣佈投入3億補貼扶持優質內容生產,抖音推出“Vlog十億流量扶持計劃”,快手開放百億元流量扶持內容創作者。遺憾的是,這些巨額補貼並未真正流入內容創作者的口袋,而是流進了剽竊者的腰包。

2018年6月,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家電影局等部門聯合印發《通知》,要求加強對影視行業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逃稅等問題的治理,加大對偷逃稅行為的懲戒力度,推進依法納稅。

2018年11月,天貓雙11晚會上,馬雲(右)挑戰淘寶直播“口紅一哥”李佳琦。圖/中新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平臺責重當下,大部分帶貨網紅的常駐地無外乎淘寶直播、抖音、快手、小紅書等幾大流量平臺。不同於淘寶直播自誕生之日便定下的“消費類直播”定位,抖音、快手、小紅書等做流量生意的平臺則屬於後天發力。然而,一旦平臺流量與電商營銷真正掛鉤,其中潛藏的風險也不可小覷。

7月25日,騰訊網絡安全與犯罪研究基地高級研究員張寶峰指出,目前國內各種刷量平臺已達1000多家,處於頭部的100家每個月流水有200多萬元。“在利潤的驅動下,虛假流量已進入整個互聯網的肌理。”張寶峰說,“受高利潤吸引,很多地下產業從業者也逐漸涌入這一行業。現在可以觀察到國內刷量產業的人員規模累計達到900多萬。”

其實,針對短視頻行業的版權維護,已有先例可循。早在2018年末,北京市互聯網法院掛牌成立後受理的首起案件“抖音短視頻”訴“夥拍小視頻”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案宣判,法院就認定涉案短視頻《5.12,我想對你說》是受國家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

“平臺有責任對廣告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進行審查。”北京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會常務副會長邱寶昌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根據《廣告法》第四十五條,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對其明知或者應知的利用其場所或者信息傳輸、發佈平臺發送、發佈違法廣告的,應當予以制止。“小紅書作為廣告發佈平臺,應當對平臺上出現的廣告內容負責。”

以原創內容見長的MCN機構papitube也被多次卷入抄襲事件。去年7月,微博博主“秦小帥”發微博控訴papi醬抄襲其“直男課堂”的視頻創意引發軒然大波,後經查證屬博主“秦小帥”的“炒作碰瓷”行為。此外,papitube總裁霍泥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去年8月,旗下博主“bigger研究所”發佈的一則“美瞳挑選”視頻也曾被抖音賬號“小不忍則賣大萌哥”一比一抄襲,獲贊上千,經維權後抄襲者才刪除視頻。

根據威脅獵人發佈的《短視頻和在線直播行業的虛假流量現狀》報告,抖音和快手作為兩家短視頻領軍平臺,也是刷量公司的重點目標,合計超過刷量總量的60%。

此外,出於達人的工作需要,且化妝師、攝影師、場地費等支出具有不確定性,中小型商家和達人的合作金額也集中在幾萬元區間,既靈活又不留痕跡的現金交易被默認為合作過程中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幫助達人解決創作、分發運營和商業變現的各種問題,是MCN 的主要職責,反之,MCN也能通過旗下達人矩陣規模化的傳播效應掌握行業話語權。在MCN機構業內,既有依托內容運營自主培養網紅盈利的頭部機構,也有大量僅期望從野生達人的商業化中分利的中小機構。在爭奪野生達人的簽約時,MCN機構業內也會掀起價格戰。

陳森透露,通常刷量公司為規避風險,一般不對外公開業務,只面向確定的個人和機構做業務,新客基本來自老客介紹。對於長期合作的客戶,刷量公司還會提供優惠套餐和附加服務。

當頭部機構簽約小量級達人時,刷量的達人會幹擾機構的判斷。“我們很怕簽到自己刷過量的達人,真實的內容基礎和粉絲活躍度都不好,後期培養非常費力。”papitube總裁霍泥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對於機構來說,簽約達人的試錯成本是很高的。相比可以作假的粉絲量,我們反而會更看重達人的內容質量、個人特點等具獨特競爭力的方面。”

“內容永遠是第一生產力。”在papitube三周年的演講上,霍泥芳再三強調公司對內容的重視,“從長遠來看,只有具備可持續的優質原創內容生產能力的機構和人,才會有長足的生命力。”

陳森向《中國新聞周刊》出示的一份刷量報價單顯示,以抖音為例,刷播放量為3.5元/萬次,點贊量為45元/千個,評論+贊為35元/百個,粉絲為40元/千個,最貴的“自定義評論”價格為120元/百個。

目前,抖音和快手平臺上的廣告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廣告主直接向平臺投放的信息流廣告,稱為“硬廣”;二是通過平臺達人製作併發布包含廣告信息的視頻內容,稱為“軟廣”。兩家平臺的最大不同在於,抖音依靠算法機制推薦內容,廣告根據算法機制獲取平臺公域流量曝光,而快手則依靠主播與粉絲的強關係,主要通過博主的私域流量變現。

隨著用戶群體的重合度越來越高,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上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問題趨同,鞋帽、服飾、箱包、日化用品等品種均是“重災區”。同時,由於平臺信息流廣告的時效限制,消費者通過平臺廣告購買商品後維權無門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針對刷量問題,短視頻平臺肯定是有監管義務的。”中國社科院財經院互聯網經濟研究室主任李勇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由於刷量問題涉及平臺數據的真實性,平臺有動力也有責任在技術能力範圍內自查自糾。

陰陽合同在網紅行業勃發的五年時間里,光鮮亮麗的網紅形象時常與輕鬆暴富的神話捆綁在一起。但實際上,尚處於野蠻生長階段的網紅行業亦存在偷稅漏稅的亂象。

“無論是自孵化達人還是簽約達人,機構在培養過程中都會以內容作品的播放量、粉絲量、轉化率等作為達人成長性的考核指標。”旗下紅人粉絲總量超3億人的大禹網絡聯合創始人李永安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公司會根據賬號的優質程度,來制定流量採購策略。譬如買入1000元流量,能獲得多少粉絲,對賬號的最終考核的仍然是投入產出比。”

“100萬粉絲的野生達人,一條廣告的報價在1萬~2萬元一條。”一家長期對接抖音的廣告公司經理陳森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由於野生達人常存在作品產出不穩定、粉絲質量不確定等問題,接觸的廣告主一般是小商家,1萬元/條是雙方合作最集中的價格範圍。“同等量級的機構達人,由於產出質量相對穩定,合作風險較低,分發效果更好,報價至少會高出50%。”

在移動互聯網流量紅利見頂的當下,中國網紅粉絲規模已逆勢增長到5.88億人,擁有超2億日活量的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和直播平臺已成為新的流量戰場,坐擁粉絲基礎作為私域流量的KOL(Key Opinion Leader)和善於通過內容營銷獲取公域流量的網絡紅人,已經成為幫助商家廣告到達消費者的重要渠道。如今,從國際大牌到新生代國貨,從美妝服飾到日用百貨,網紅的營銷足跡幾乎遍佈所有商品品類。

此外,從運營邏輯的角度看,以廣告作為主要變現手段的短視頻內容網紅,也缺乏依托電商變現的刷單動力。

“自孵化達人對機構的依賴度高,機構傾註大量資源和成本打造達人,達人與機構可以視為一個利益共同體。”聶陽德坦言,“但由於自孵化達人成本高、風險大,業內機構普遍傾向於直接簽約已小有名氣的達人,再進一步培養。”

除了對原創作者的侵權,內容黑產的野蠻掠食也正在損害平臺生態和市場環境。據第三方檢測平臺秒針系統的《互聯網廣告異常流量報告》,2018年,中國互聯網異常流量的占比為30.2%;中國品牌廣告市場因異常流量造成的損失超過260億元,其中垂直媒體和廣告聯盟是異常流量的重災區。

隨著新一撥掘金者不斷涌入網紅市場,多方的利益角力已初步建立起行業秩序,而流量至上的價值取向滋生出的各種造假問題仍然存在。多位受訪者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網紅市場剛剛走過野蠻生長階段,仍然存在很多問題,距離真正規範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必須頭等艙,五星級酒店,不然就不去了。”這是陳森和野生達人打交道的兩年間,經常遇到的意外狀況。由於沒有機構的統一管理,野生達人出現違約、臨時變卦、變相加價的概率非常高。“最怕臨時要這要那的,根本來不及走報價流程,有時候預算超支了得代理商或廣告公司先墊上,最後能不能報銷全憑運氣。”

“從第三方反饋來看,快手的轉化率比抖音高很多。”快手方面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然而,隨著流量紅利見頂,兩個平臺的用戶相互滲透率已經越來越高。根據36氪發佈的《5月互聯網行業經營數據》顯示,5月快手和抖音的用戶重合度達到了46.5%,較上月的44.8%再次上升。平臺的大V也深度滲透。快手高級副總裁馬宏斌在公開場合曾披露過數據:快手前100名的大V有70個是抖音用戶,抖音前100名的大V有50個是快手用戶。

“一般遇到小廣告主提出想在短視頻平臺上投廣告時,我們會再三強調,不能保證廣告投放效果。”陳森表示,由於短視頻廣告的投放價高,轉化率低,且中間環節多,最終往往會出現廣告費沒少花,交易量卻沒漲多少的窘況。

從技術手段上看,刷量也越來越容易被髮現。李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廣告主在選擇投放時更謹慎。以抖音平臺為例,現在客戶可以直接通過卡思數據的分鐘級監測判斷賬號是否刷量,如果刷量,會表現為各種維度的數據比例背離,曲線不同步。”

違禁品廣告、三無產品、假冒偽劣商品的問題同樣存在於各大流量平臺。此前,抖音被爆出違規廣告泛濫,甚至國家明令禁止銷售、販賣的針孔攝像頭、迷你攝像機、微型攝像機等用於偷窺、偷拍、偷錄的違禁品,也可以在抖音平臺上輕鬆購買到。

在網紅世界里,粉絲量是絕對的“硬通貨”。根據卡思數據聯合火星文化、新榜研究院共同發佈的《2019短視頻內容營銷趨勢白皮書》數據,目前,各短視頻平臺KOL規模已經超過20萬個,短視頻KOL營銷市場規模將很快突破10億大關。按照業內共識,粉絲1000萬以上的為頭部達人,500萬~1000萬為肩部達人,100萬~500萬為腰部達人,10萬~100萬為尾部達人。粉絲量越大的達人,越有底氣進行商業化。

“短視頻平臺具備分發廣告的功能,就需要主動對廣告及相關商品進行審查和監管。”中國社科院財經院互聯網經濟研究室主任李勇堅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廣告上線前,短視頻平臺應當對商家有基本資質審查,廣告發佈期間和下線後,平臺都需要履行基本的監管義務,保證廣告投放者和商家信息可追溯,並與流量導向平臺合作監管,打擊違規、虛假廣告。

實際上,隨著短視頻平臺繁盛,短視頻領域已經成為版權糾紛的重災區。早在去年2月,微博自媒體博主“M豆沒事”就在微博上發表聲明稱,某抖音博主未經授權將自己的視頻重新進行配音,嚴重侵權。且在“M豆沒事”向抖音提交幾百條維權申請後,抖音才最終關閉了抄襲者賬號。

“從內容運營的角度,你很難把每個平臺的游戲規則和流量玩法全搞清楚,個人的創意容易枯竭,個人的製作能力也十分有限。從商業化的角度,個人很難接觸到各種廣告主資源,也很難維持長期穩定的內容盈利。”李永安認為,在未來的網紅生態中,機構化必將是主流趨勢。“當然會有小體量的野生紅人存在,但偏頭部的、真正具備商業價值的紅人根本不可能是野生狀態。”

“以野生達人為例,100萬粉絲的達人1條廣告報價1萬元,500萬粉絲的能報價10萬元。”陳森介紹,野生達人沒有機構管理,個人刷量動力大,容易出現數據造假情況。而在MCN機構業內,中小機構在打造新賬號時也普遍會使用刷量手段,買播放量、點贊量、粉絲量等,這樣一來,根據抖音的算法推薦機制,就能夠獲得更多的推薦機會。

“如果短視頻平臺明知或者應知銷售者或者服務者利用其平臺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未採取必要措施的,將依法承擔連帶責任。”邱寶昌指出,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四條,消費者通過網絡交易平臺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銷售者或者服務者要求賠償。網絡交易平臺需要提供銷售者或者服務者的真實名稱、地址和有效聯繫方式,否則消費者也可以向平臺要求賠償。

“一般來說,當野生達人成長到300萬粉絲量級以上時,單獨一個人就很難兼顧內容和商業化了,基本上都需要團隊或機構協作完成。”卡思數據母公司火星文化CEO李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擁有粉絲和內容基礎的野生達人簽約機構大多基於兩個訴求:一是幫助達人實現商業化,對接廣告主;二是幫助達人漲粉,利用機構資源協助內容運營和擴大流量。